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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路兩道山川險阻
2015-03-23 

   馬幫 劉孝昌供圖

   四川師范大學巴蜀研究中心教授段渝談南絲之路“線路圖”“三路”分別為西路、中路和東路,其中西路在國內(nèi)部分又分為“兩道”牦牛道和五尺道,也分為東、西兩條。

   路線

   長期以來,由于缺乏詳細的文字記載,南方絲綢之路這段歷史并未受到重視。隨著出土文物的發(fā)掘,這條絲路輪廓才日漸清晰:早在先秦時期,這條道路就成了串通長江上下、融通南北絲路、溝通東西兩洋的重要通道,被分為“三路兩道”。

   南方絲路

   歷 史 鏡 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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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“南絲路”歷史曾被忽略

   在云南省晉寧縣,坐落著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石寨山古墓群,是戰(zhàn)國(公元前475年-公元前221年)至漢代(公元前206-公元220年)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。在1996年最后一次考古發(fā)掘后,這里建起了博物館。如今站在山坡上眺望,仿佛仍能瞥見千年前的盛況。

   上個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,這里先后進行了14次大規(guī)模考古發(fā)掘,清理古墓50座,出土文物4000余件。而在這些出土的青銅器物中,不乏有與三星堆青銅器物相似的特點,“三星堆青銅文化早于滇文化,滇文化從蜀文化中采接了這些文化因素,并不是沒有可能。”四川師范大學巴蜀研究中心教授段渝說,因此這條溝通滇、蜀以及兩者對外域經(jīng)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商道,學術(shù)界稱之為“南方絲綢之路”或“西南絲綢之路”(下稱“南絲路”)。

   然而由于缺乏詳細的文字記載,這段歷史并未受到重視。隨著出土文物的發(fā)掘,這條絲路輪廓才日漸清晰。老官山出土蜀錦提花機

   近年來,以蜀文化和滇文化中的中亞、西亞文物或風格近似的文化因素被大量發(fā)現(xiàn),這條絲路也初見端倪。

   “印度有一位學者曾指出,早在公元前四世紀,中國的絲綢就已經(jīng)傳到了印度。”段渝說,據(jù)這位學者考證,印度孔雀王朝月護王的大臣憍胝厘耶,在其著作《政事論》里提到“Cinapatta”一詞,意思是中國生產(chǎn)的成捆的絲。Cinapatta由“Cina”和“patta”,經(jīng)過研究,Cina應該還原為成都。

   而在希臘、德國等多個國家,考古發(fā)掘了公元前五六世紀的中國絲綢。“這足以說明早在先秦時期,中國絲綢就在對外輸出了,”段渝解釋。2013年,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4臺蜀錦提花機的模型,再次印證了南絲路的起點在巴蜀地區(qū)。“這4臺蜀錦提花機是西漢織機的模型,”段渝認為,在西漢時期,蜀錦提花技術(shù)已經(jīng)相當發(fā)達。到云南再經(jīng)緬甸到印度

   “南絲路分為‘三路兩道’,”段渝說,“三路”分別為西路、中路和東路,其中西路在國內(nèi)部分分為“兩道”—牦牛道和五尺道,也分為東、西兩條。

   所謂西路,從四川西南地區(qū)入滇,折行至大理,然而再一路西行,經(jīng)保山、騰沖,抵達緬甸八莫,或從保山出瑞麗進抵八莫,再過印度阿薩姆地區(qū),經(jīng)巴基斯坦、阿富汗,再入中亞、西亞等地。這條路線在歷史上又被稱為“蜀身(yuán)毒(d)道”,縱貫亞洲,是古代歐亞大陸最長、歷史最悠久的國際交通大動脈之一。

   中路是一條水路,從成都平原入滇后,利用紅河下航越南,水陸分程的起點為步頭。在《蠻書》卷6中曾有記載:“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,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。”這是溝通云南與中南半島最古老的一條水路。東路則從成都平原出發(fā),行至云南、貴州,南下至廣西、廣東,經(jīng)廣州、泉州等地出南中國海,與海上絲綢之路匯合。段渝認為,自先秦到明清,西路和中路都是溝通四川與印度、東南亞的重要路線。“兩道”會聚,跨入外域

   “西路”中的“兩道”分別為牦牛道和五尺道。牦牛道即為西道,從成都平原沿牦牛道南下,經(jīng)今邛崍、雅安、滎經(jīng)、漢源、越西、西昌、會理、攀枝花、大姚,西折至大理。五尺道即為東道,從成都南行至今樂山、犍為、宜賓,再沿五尺道經(jīng)今大關(guān)、昭通、曲靖,西折經(jīng)昆明、楚雄,進抵大理。兩條道路在大理會為一條,再繼續(xù)西行,經(jīng)保山、騰沖,出德宏抵達緬甸八莫,或從保山出瑞麗進抵八莫,跨入外域。

   華西都市報記者 肖茹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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